即便到今天,学界依然未能对“新经济”给出一个完整的内涵界定,尽管这个名词近年来非常热门。我们能够确定的是,“新经济”一词最早出现于美国《商业周刊》1996年底的一组文章中,它最初所指涉的是美国在市场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大背景下,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双双走低的经济现象。而现在,这一词汇一般作为“知识经济”或“信息经济”的代名词,流行于各大媒体。据统计,自1998年以来,国内出版界有关新经济的图书专著出版近80种,相关探讨文章则达数百篇之多。
中国的经济学界已经开始对于新经济进行一些相对深入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助理张平认为,“新经济”刚出现时主要是指商业方面的变革,在今天将其完全归纳到经济学理论上,时机尚未成熟。但是,对于新经济的研究已经从最初的对于某一个层面的单一现象介绍开始向综合、多层次研究展开,将其作为一个经济现象进行总体研究。美国政府已经举行了三次关于新经济研究的白宫会议,与会者包括著名的经济学家、商人、投资银行的分析师、经济政策的研究者和社会学家等。另外,与新经济提法出现之初人们的兴奋与迷恋相比,今天的研究更冷静、更严谨。这一点很重要。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王东京说,相当多的人认为新经济的出现对经济学理论提出了一系列现实的挑战,但现在看来,并不那么简单。比如“收益递减规律”作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自上个世纪提出以来,从来没有人怀疑过。人们相信,在其他条件一定时,对同一产品,增加投入某一要素,所增加的收益总是在达到一个最高点后就开始下降。可是,人们从网络经济中看到的,却是投入在慢跑,收益在快跑,出现了“收益递增”,“收益递减规律”仿佛成了明日黄花。其实,作为规律,都有它的假定条件和适用范围。当我们看到机器把水抽到高处时,能说“水往低处流”的规律失灵了吗?网络经济之所以出现收益递增,恰恰是由于技术创新在这一过程中起了加压阀的作用。因此,不能简单地根据“新经济”中的一些个别现象,否定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还比如,在传统经济学看来,通货膨胀和失业从长期来看,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菲利普斯曲线就是对这一规律的形象描述。由于美国已连续10年保持低通胀、低失业,创造了经济增长的新记录,因此,有人宣称,网络经济“网”住了通胀和失业的幽灵,菲利普斯曲线已经失效。但这未免言之过早,美国的繁荣,固然有新经济的作用,但同样也和亚洲金融危机等外部条件有着密切关系。近来,美国高科技股一路走低,纳斯达克指数跌破2000点,这恐怕意味着“新经济”对传统经济理论提出的挑战比某些人想象的要少得多。
中国学界对于新经济的新的探讨,将很快体现在图书出版方面。张平说,过去几年,尽管有关新经济的图书出版了很多,但真正有深度、有水平的学术著作并不多见。当然,这与学界对于新经济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有关。总的说来,在微观方面进行的研究比从宏观角度进行的研究要有成绩,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的《信息规则》一书就写得比较精彩。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即将到来的互联网大萧条》也是一本不错的书。另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本月将推出的社科院经济所编撰的《新经济透视》比较全面地集中了中国学者关于新经济研究的最新进展,试图从宏观角度对新经济进行比较清楚、学理的定义,给予大家一个总体感受。目前国内缺少关于新经济的调研,以中国新经济数据进行分析的报告也很缺乏,值得大家努力探索。中国在没有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时候,遇到了新经济,它和传统的结合,以及对工业化的冲击等,都对中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认真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周蔚华介绍说,人大社对新经济关注较早,除《信息规则》一书外,1997年底即出版了《浮现中的数字经济》,同年出版的“网络文化丛书”,分别探讨了网络对经济、对犯罪、对交往、对女性等的影响。出版界近期出版的有关新经济的书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江苏人民出版社的《信息时代的经济学》、《改变世界——解读美国新经济》、《网络谋略——来自商业前沿的报告》,华夏出版社的《全球网络经济》,商务印书馆的《新增长理论——关于知识和信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等。
看来,学界和出版界在关于新经济图书的出版上,配合还比较紧密。基于新经济理论的研究现状,出版更有深度和权威性的此类图书还需要时间。